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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评判郭沫若史学，存在着一种极端做法，揭其所短而不及其余，这成为一些人士“倒郭”的依据。台湾、香港地区，贬损郭沫若史学者，除余英时外，尚须提及马彬、许冠三和金达凯。他们分别以《郭沫若批判》、《新史学九十年》、《郭沫若总论》，对郭沫若史学加以贬损。20世纪50年代初和80年代末，都是新中国历史上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的时期，台湾、香港地区都有人试图抹煞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余英时和马彬、许冠三和金达凯，分别是这两个时期贬损郭沫若史学的代表。大陆学界曾经指出余英时、马彬和金达凯著述的史实错误和意识形态用心，特别是已澄清余英时的不实之论。例如，王锦厚在《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3期和《郭沫若研究》1984年第4期发表《驳<郭沫若批判>的一个谬论》，翟清福在《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1期发表《无法回避的抗争——评<郭沫若总论>》，翟清福、耿清珩在《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发表《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就是这方面的举措。这些成果是继续认识上述台湾和香港人士评价郭沫若言论的基础。不过，尚需继续拷问的是：马彬、许冠三、金达凯等人贬损郭沫若史学的手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些问题实在值得探究，以下就此展开讨论。
马彬、许冠三、金达凯等人贬损郭沫若史学，主要手法之一是片面利用大陆学者评郭沫若史学的言论。具体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借助大陆学者与自己同调的言论，摈弃其相反论调；另一是对同一位大陆学者的相关评论断章取义。
马彬《郭沫若批判》利用胡厚宣等人的言论，对郭沫若殷、周奴隶制度说提出批评。据其文中所记，他批判的对象是郭沫若《读<实庵字说>》《论古代社会》《奴隶制时代》，着眼点是这论著把“民”“臣”“宰”“仆”“妾”“童”“氓”等释为奴隶。马彬不赞成郭沫若这一观点，可是又承认自己在这个领域学有所短，不能轻易断言，索性征引研究甲骨文的专家胡厚宣的说法以自圆其说。
胡厚宣曾作《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出版。他在该书引言中指出：“引用甲骨文，根据甲骨文，必须对它作充分的了解和研究，否则也会犯了错误。譬如有人说商朝是奴隶社会，常欢喜引甲骨文的奴……等字来证明……但‘奴’字实应释嘉，意思是吉祥。‘臣’是官名，地位很高。‘妾’的意思是配偶……都不能作为殷周为奴隶制社会的证据。”
马彬倒是很敏锐，意识到文中“有人”是指郭沫若，并认为“出现了一个真正从事发掘及研究甲骨的胡厚宣，郭的理论便被一棒打倒了”。于是，他把上述胡厚宣这段话引入书中，“来证明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判断奴隶制时代为胡说”。
事实上，与胡厚宣的观点雷同者，老旱就有陈独秀《实斋字说》，之后是胡厚宣的老师董作宾的《殷墟文字甲编自序》，再之后是胡厚宣的《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引言》，董、胡之论是陈独秀之言的延伸和扩大，他们与郭沫若的观点不同，进行商榷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马彬却作了特别处理。从治学路数来说，马彬援引胡厚宣之说以代己发声，这一做法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郭沫若写《读<实庵字说>》，与陈独秀辩论过，又写《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反批评董作宾。唐兰写过相关文字，例如，《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于省吾先生<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一文的意见）》《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客观上拱卫了郭沫若的殷代、西周奴隶社会说，与郭沫若通过解释“臣”“民”等字而得出的结论一致。唐兰之文发表在马彬出版《郭沫若批判》之后，马彬不提无可厚非，然而他完全忽略郭沫若与陈独秀商榷的意见，只字不提郭沫若反批评董作宾的文章，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而且马彬直接把胡厚宣与郭沫若等人商榷的观点，转化成攻击郭沫若史学的利器，并作出郭沫若的观点是胡说的结论，未免简单粗暴。金达凯贬损《甲申三百年祭》使用的亦是这个手法。他为贬低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其中一项举措是拼命贬损《甲申三百年祭》。其主要观点是：“该文史料不足，缺乏史料依据，甚至李岩有无其人也成问题……郭的描写不少没有根据，也未认真考证史料的真伪。”然而，其具体驳议，实际上是姚雪垠《评<甲申三百年祭>》相关文字压缩版。特别是他在注释中明确承认自己的论述袭自姚雪垠，并录用其结论：“我一直认为它是作者在匆忙中赶写成的，不是严肃的历史科学著作……所参考的史料很少，而且对翻阅极少史料也没有认真研究，辨别真伪，轻于相信，随手引用，然后在此基础上抒发主观意见，草率论断……宣传了错误的历史知识，当然也不能解释历史事变的规律和经验教训。”这段引文，本是姚雪垠《评<甲申三百祭>》中的文字，被金达凯照录下来。关于姚雪垠此文的价值、错误与偏颇，大陆学者作过清算，可以参阅谷斯范《应当全面评价<甲申三百年祭>》（《文学报》1981年8月13、20日）、苏锷《李岩问题仍宜存疑》（文汇报》1981年12月2日）、顾诚《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锦厚《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风波—驳<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学刊》1987年第1期）。颇有意味的是，金达凯对这些反方文献置若同闻。按说像《文汇报》《中国史研究》《郭沫若学刊》之类的报刊，20世纪80年代末在台湾、香港并非难得之刊，金氏却如此处理，那只能解释为对大陆研究成果进行了有选择的利用。上文所言情况为，对不同学者的意见，他们选取同调者，对相反意见则只字未提。还有更为严重者，是对同一位学者的意见掐头去尾，断章取义。金达凯写《郭沫若总论》中之《<李白与杜甫>的反响》，真是煞费苦心。他批判郭沫若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批判郭沫若对杜甫的评价、批判《李白与杜甫》重点史料错误等，这样评论郭沫若：“郭沫若大概是以自己早年的变态心理和大半生的荒唐生活，来推想他人；又将韦庄的艳词来作杜诗的‘注脚’，这种厚诬古人的作法，不仅在文字的释义上和史实的考证上大有问题，即以良心道德的标准而言，也违反了做人的道理。”事实上，金达凯吸纳了萧涤非《关于<关于李白与杜甫>》（《文史哲》1979年第3期）、李汝伦《关于<李白与杜甫>对杜甫评价的商榷》（《郭沫若研究》1980年第3期）、陈榕甫《杜甫优劣古今谈》（1980年12月17日《文汇报》）、张亦驰《杜甫“冤案”》（1980年9月6日《北京晚报》）、朱明伦《关于杜甫的生活》（《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王锦厚《略论对<李白与杜甫>的批评》（1983年2月《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7辑《郭沫若研究专刊》第4辑）等文中的材料和结论。例如，他借萧涤非之文，论郭沫若“扬李抑杜”“曲解杜诗”“误解杜诗”“所谓‘腐肉中毒”，等项，以见“郭沫若对杜诗的曲解、误解，以及对杜甫评价之不公等”，这跟上文所述是同一手法。但是，对于王锦厚之文，金达凯的做法令人惊讶。实际上，王锦厚的观点是，学术界在论《李白与杜甫》时采取了辩证态度，以防评价郭沫若时发生偏颇。可是，金氏为指斥《李白与杜甫》，征引了王锦厚文中这样一段论郭沫若的话：“1.个人的偏爱，发展到严重的偏见，偏见代替了一些科学的分析。2.极“左”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3.论断有些过于武断，态度也有显得专横的地方。4.若干资料、考证的失误。”问题在于，王锦厚的这段文字之前还有：“我们认为《李白与杜甫》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书。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敢于打破因袭的见解，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解决了或接近解决了一些前人或同时代人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难题，提出了一大堆供人们思考，也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之后又有：“尽管如此，《李白与杜甫》还是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书。它将为李白与杜甫的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郭老的全人和《李白与杜甫》的全书，把它放在特定历史环境加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是会吸取非常有益的经验教训的。希望争论的人们注意这一点吧！”然而，这前后两段带有积极性评价的文字，都被金达凯活生生地掐去了。与上述处理手法类似的还有，金文所列指斥《李白与杜甫》的大陆学者文章有萧涤非《关于<关于李白与杜甫>》、李汝伦《关于<李白与杜甫>对杜甫评价的商榷》、陈榕甫《杜甫优劣古今谈》、张亦驰《杜甫“冤案”》，这些文章是王锦厚之文特别集中提到的。可以看出，金达凯借鉴了王锦厚之举，在书中照录。然而，王氏在列举萧涤非文章之后，紧接着列出了载于《文史哲》1979年第5期上刘世南《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意见》一文，金氏却把这条删去。现在要进一步拷问的是，金达凯为什么要删去刘世南《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意见》一文呢？读罢刘世南之文，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刘文在尖锐批评郭沫若论点和论据的同时，赞赏郭沫若的著作意图说，“有人拔高杜甫谥之曰‘人民诗人’，实在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而郭沫若“为了批评近时的专家们对杜甫的美化与拔高，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赞成的”。就是因为刘氏之文有赞赏郭沫若的地方，金达凯就干脆不提了，可见其选择之偏颇、断章取义多么严重！许冠三同样片面使用大陆学者言论这一手法，本部分最后将要涉及。此外，他还频频使用转换语境的手法，其贬损郭沫若史学比马彬、金达凯更为隐蔽，故而必须揭示。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借用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和史学同道者的批评，进行语境转换，偷梁换柱，把郭沫若的个别错误扩大为整体。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承认自己受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影响，视殷代为氏族社会末期、周代为奴隶社会的开始，其他学者以殷代为奴隶制社会、周代为封建社会，也是对王国维这篇文章的引申。郭沫若自我批评“一开始便把路引错了”。许冠三抓住“一开始便把路引错了”，改换语境，变成“奉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为经典，用它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又‘一开始便把路引错了’的”。这一语境改换，扩大了郭沫若“把路引错”的领域。本来郭沫若想说，受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影响，把殷、周看成是不同性质的社会；而许冠三转化语境，其意思就变成不仅把殷、周看成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这个路领错了，并且以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分析历史也是一种错误的引领。郭沫若还在《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中自我批评道：“我在十三四年前写《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时候，对于这些诗曾经作过一番检讨，但那时我对于古代史料还没有充分的接触，感情先跑到前头去了，因此对于这些诗的认识终有未能满意的地方。”许氏抓住“感情先跑到前头去了”，再次改变语境，“他自己承认，这三十年中他曾因‘感情跑在理智前头’而下过许多鲁莽误判，而这些草率的误判又不知不觉种下多少以讹传讹的恶果”。郭沫若原话是“感情先跑到前头去了”，许冠三引的时候改成“感情跑在理智前头”了。许冠三在注释中表明，自己这一断言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第一节与《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相结合得出的。其实，《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第一节是这样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实在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我的错误，有的则沿用着我的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许氏通过这一个转换和一个结合，把郭沫若在《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中说的“十三四年前”变成“这三十年中”，把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所说的“新的混乱”变成“恶果”。这样，许冠三不仅把郭沫若“错误”时期延长了，还把郭沫若“错误”程度加大了。借用范文澜批评郭沫若的言论，扩大郭沫若的“错误”。《诗·大雅·绵》有诗曰：“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对于这些诗句，郭沫若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中解读为：“古公已经是一位游牧者，他逐水草而居；骑着马儿沿着河流走来，走到岐山之下，便找到一位姓姜的女酋长，便做了她的丈夫。这不明明是母系社会的铁证吗？”范文澜讨论周族向奴隶社会过渡，提及郭沫若把古公亶父描绘成穴居野处的野蛮人，骑着马到岐山之下，嫁给姜女为夫这一做法；他认为东周人还不会骑马，说郭沫若如此描绘“未免近于文艺而疏于考证”。许冠三抓住“未免近于文艺而疏于考证”这一仅仅针对郭沫若解《诗·大雅·绵》的断言，加以扩大化：“郭沫若的古史分期学说何以会一错再错，屡改屡错呢？其重要证据何以不是已被驳倒攻垮，就是仍在‘聚讼不决’呢？照范文澜看，原因之一是他的文士气质，故对史料的解释‘未免近于文学而疏于考证’。”本来范文澜说郭沫若“未免近于文艺而疏于考证”，是针对郭沫若解《诗·大雅·绵》而言的，可是许冠三扩大化为郭沫若“一错再错，屡改屡错”都是因为“近于文艺而疏于考证”。许冠三还借助姚雪垠等人批评郭沫若的意见，加以扩大化。姚雪垠在《文汇月刊》1981年第1、2、3期连载《评<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文摘》1981年第5期转载时，他加以修订，不过根本观点没有改变，批评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不严肃、不谨慎。曾立平在《戏剧艺术》1981年第1期发表《评历史剧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虽然不是专门针对郭沫若的，但是毕竟指出他写历史剧任由己断。许冠三把姚、曾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嫁接起来，想要说明郭沫若一生写了不少像《甲申三百年祭》那样“糟糕的著作”，并试图分析其中的原因为不严肃、不谨慎，指出其影响在于开了“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先河。同时，还要指出的是，他使用姚雪垠的文章，与马彬、金达凯如出一辙，没有注意到学术界的反驳姚雪垠的文章。 郭沫若曾不止一次说过历史剧创作和历史研究不同，不能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去看历史剧，例如，历史剧与历史著作主体职分不同。1922年11月23日，郭沫若完成剧本《孤竹君之二子》，其《附白》谈到历史和创作之异同。他说：“读者不能以读历史的眼光读人的创作，创作家与历史家的职分不同：历史家是受动的照相器，留声机；创作家是借史事的影子来表现他的想象力；满足他的创作欲……《孟子》于《周书》之《武成》只取二三策，创作家便想从这二三策中构出一座蜃气楼台。”时至1962年4月20日，他给石竹的信中写道：“写历史剧与写历史教科书不同。写历史剧只要基本上不违背历史事实就行了，其它细节和人物是容许虚构的。历史故事，往往只是一个简单的轮廓，艺术家就应该用想象和其他的方法来把它充实起来。甚至可以允许虚构一些插曲……总之要着重照顾到艺术的真实，也不要完全忽略历史的真实。”对于历史剧，范文澜在1959年《戏剧报》第21期发表《关于武则天》，其中说：“戏剧不同于历史，必须要形象化，要集中地描写一些东西或一些方面，可以而且必须要作必要的夸张，发挥作家的浪漫主义思想和手法。如果只是据守史实，戏剧就会变成了历史，就没有意思了。”翦伯赞的看法也值得一提。早在1960年，他发表文章评论天津市越剧团编写的《文成公主》，说它“基本符合历史真实而没有受到历史真实的拘束，作者按照自己的目的把历史的事实进行了艺术加工，使历史的真实上升为艺术的真实”。如何认识历史剧的史实问题，如何处理历史剧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都说得很清楚了，他们的观点确是相关认识的不刊之论。历史剧毕竟不是历史著作，有艺术成分在，有浪漫主义在，有想象和虚构成分。曾立正的批评至多也只能是姑备一说。可是许冠三只采用曾氏言论，而完全忽略郭沫若等人的关于历史剧创作和历史研究差异的论说。本来曾立平的文章可备一说，但是被许冠三用来攻击郭沫若，同时把曾立平批评郭沫若历史剧的语境，转换成批判郭沫若史学的语境，并把《甲申三百年祭》的“糟糕”转换为郭沫若不少著作都“糟糕”。许冠三的著作中文献注释有误，金达凯的著作存在较为明显的抄袭现象，尤其后者，令人膛目，必须揭示。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以“史建学派”的殿军自居，把自己在新史学史上的地位安排在紧随殷海光之后，并自我概括史学特征为“由多元史络分析着手”。对此，王尔敏的评论耐人寻味：“他也大肆分别流派。而把自他自己定为自梁启超以来之总结收场大家，好像新史学已达至高止境，显然著书立说，信从者尚不知又有几人？”可以品得出来，王尔敏对许冠三此举是不屑的。对此，姑且不论。这里要说的是，这位自许为新史学殿军者，在其《新史学九十年》中论郭沫若史学，明显有注释之误。例如，许冠三说，“于省吾以为，他（指郭沫若——引者按）的病根之一在偏信浮夸著录”，并在脚下注中写道，“于省吾，《驳唐兰先生<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历史研究》,1958年：八”。按照他提供的线索，在《历史研究》1958年第8期，确实查到于省吾《驳唐‑_先生<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一文，但是文中绝无许冠三所谓的——于省吾斥郭沫若偏信浮夸著录——之语。显然，许冠三有误。金达凯把王锦厚之文关于学术界讨论《李白与杜甫》的论述，大段搬入自己书中，仅作个别字词调整，却未作任何说明。例如，王锦厚的《略论对<李白与杜甫>的批评》，有一段文字说：“《李白与杜甫》一书是一九七一年十月正式出版的。书出后，据说颇有议论，但很少见诸报刊。只是到郭老逝世后，才陆续有批评或批判文字见诸报刊。有点分量的文字，恐怕最早要算萧涤非先生的《关于<李白与杜甫>》（载《文史哲》杂志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接着《北京晚报》、《文汇报》、《天津师范学院学报》、《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宁夏大学学报》、《草堂》、《花城》等几十家报刊发表了这样或那样的文字，几乎一致批评或批判了《李白与杜甫》，肯定这部著作的也有，但不多。”这段文字赫然变成金书第462页第6到第11行之文字，当然在人称、词序上作了变动，在感情色彩上加以改换。再如，王锦厚另一段文字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为止，关于《李白与杜甫》论争的文章，大约不下五十篇，除少数支持者外，多数是批评、指责、批判，甚至谩骂。批评、指责、批判了些什么呢？概括起来，无外乎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关于写作动机、目的的批判。二、关于对杜甫评价的批判。三、关于史料引证考订的批判。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这段文字又堂而皇之成为金书第462页第12到17行之文字，还是如上所述在措辞上作了变动。总之，这两段材料金达凯几乎原文照搬了王锦厚关于学界评论《李白与杜甫》情况的概述，但未作任何说明。上述贬损郭沫若史学的手法，以及因借助大陆学者而大段抄袭，究其原因，当是阅读文献不足以及受意识形态所左右的结果。
马彬和金达凯论郭沫若史学，一度面临资料匮乏问题。对此，前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作《郭沫若批判》，论郭沫若历史研究时承认：“目前找书太不容易，我为了写作本书，费在找书的时间也相当可观，如果要有系统地批判他在历史方面的著作，那怕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而且，本书的篇幅，也要发展到可惊的程度；再者，《郭沫若批判》是一本一般性的读物，并非专门问题的研究，故历史研究这一部分，我是只介绍郭的著作和作简略地说明。”后来，在全书的《总结》里又说：“在香港，搜集必要的书籍太困难了，就是郭沫若的作品，现在也不容易买全的，其余有关诸人的作品，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等，有些极易获得，有些则根本没法弄到。我在动笔之前，原有比较具体地把批判郭沫若的历史研究之心，我设法去借了不少书来，后来终于放弃。”上述两段马彬自陈“找书太不容易”“就是郭沫若的作品，现在也不容易买全”，可以推论的是，马彬并没有机会通读过郭沫若的主要历史著作或者与历史学相关的其他著作。到了80年代末，金达凯写《郭沫若总论》，从书中征引的情况来看，它较《郭沫若批判》所引，资料确为丰富；同时，按说这个时期图书资料情况应该改善很多，尤其是在香港，金达凯完全可以读到郭沫若的全部著作以及其他人的相关论著。然而，事实上他记述郭沫若创造社期间与胡适见面情形，依据的是《志摩日记》。《志摩日记》是陆小曼整理，1947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截至1949年共计出了六版。不过，金达凯写《郭沫若总论》并未见原书，而是从马彬的《郭沫若批判》中转引而来。还可以确定的是，金达凯实际并未见过《先秦学说述林》和《青铜时代》。他在书中说：“在《甲申三百年祭》之后，也有相当影响的历史研究著作为《十批判书》。《十批判书》又名《先秦学说述林》，是一部论文集，收集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论文十篇。”这一提法显然犯了常识性错误。《先秦学说述林》与《青铜时代》大部分内容重复，而《青铜时代》是《十批判书》的姊妹篇，若说《青铜时代》又名《先秦学说述林》，还有点靠谱，但说《十批判书》又名《先秦学说述林》，实在是丝毫不靠谱。既然金达凯连这一点都搞错了，足见他至少未见过《先秦学说述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三种中的一种，甚至可能三种均未见到。尤其是书中第四章《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之第二节《甲骨与青铜》，金达凯自己注明所引郭沫若评价胡适整理国故之语，来自《中国社会研究》自序，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名都弄错了；第五章《大变局中的郭沫若》有第六节《厚今薄古运动》、第七节《替历史人物翻案》，第六章《郭沫若的文艺思想、作品及引起争议的问题》有第六节《<屈原>到<武则天>》、第八节《<李白与杜甫>的反响》，这些专论郭沫若史学的文字，甚至再未提到《中国社会研究》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他弄错书名看来，从他没有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么一部重要的郭沫若的历史著作来看，金达凯可能也未见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可见，金达凯这位自认为总论郭沫若的学者，谈论郭沫若的史学，却没有见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先秦学说述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郭沫若史学代表著。因此，说他证据不足、失之片面，一点也不冤枉；而且，金达凯并未像马彬那样明确承认资料匮乏之固，较之后者显然有欠坦诚。如何解决资料匮乏、证据不足问题，这是他们必须考虑的。结果是他们异常聪敏，借用了大陆学者的相关论述以补其阙。特别是，要推倒郭沫若，就还要有选择地吸纳大陆学者的意见。换言之，他们要诟病郭沫若史学，在资料不足或者阅读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则选择大陆学者揭短郭沫若史学的言论作依据。据上文可见，无论是马彬，还是金达凯，抑或许冠三，对于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都极尽否定之能事，尽管否定的范围和着力点不同。需进一步考究的是，他们这种否定郭沫若史学的倾向是否含有意识形态用心？就许冠三而言，《新史学九十年》还是比较纯粹的学术探讨。从这部书中可以发现，他惯于转换语境、夸大郭沫若错误范围和程度，且偶尔所言不实，在严谨性上不免缺失，上文已详述。同时，从这部著作来看，的确未见有材料表明其明显的意识形态用心。然而，一旦追问到马彬、金达凯那里，却是与许冠三完全异样。马彬在《郭沫若批判》一书的《总结》里说：“在中共的卵翼下，以及在中共的内圈之中，也有着不少笃实的学者（郭沫若自然不在其例），但是在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之下，他们不会有什么表现的。因此，郭沫若在大陆上‘学界明星’的宝座，大约还可以坐下去。我写本书的态度是严肃的，我自信没有厚诬郭沫若。”这段话很委婉又特别地指出郭沫若的政治背景，而且显然对于郭沫若拥有这个背景表示不满；他似乎对于郭沫若在大陆“学界明星”的宝座不屑，其潜在的社会倾向是要否定郭沫若在20世纪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史上的地位，由此可以推论的是他是针对郭沫若的政治背景而发声，这不能说没有意识形态的用意。可以佐证的是，就在《郭沫若批判》出版同一年，香港《人生》半月刊第6、7、8期连载余英时《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初，以批判胡适运动为标志，大陆文化呈现与出走台、港和海外者的学术文化相对立的态势，这一书一文发表，也许相互之间都不是孤立事件。若说马彬之言还比较隐晦，则金达凯的意图，他在《自序》中已经昭然：“明白地说，郭沫若的一生，正是中共整个文化统战活动的缩影。揭露了郭沫若的脸谱，也就等于揭穿公党控制大陆文坛，将文学艺术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底牌。”显然，金氏用“揭露”“揭穿”“政治斗争工具”这些字眼，把郭沫若一生当作中共文化统战的缩影，在郭沫若与中共文坛之间划等号，这是多么地道的意识形态语言啊！ 看来马彬、金达凯二人带着意识形态用心来研究郭沫若史学，研究中一方面因相关原著缺乏所限，另一方面借鉴现有成果的需要，故都不约而同关注大陆学者对于郭沫若史学的评论特别是揭短郭沫若史学。许冠三与他们出发点也许不同，学术条件要好得多，但使用大陆学者评郭沫若史学之论，却如出一辙。总之，大陆学者无论在郭沫若生前还是身后，无论改革开放前还是之后，批评郭沫若史学都是正常的学术生态。他们的批评既有实事求是者，也有夸大其词者。马彬、许冠三和金达凯，无论是否因文献不足，还是受意识形态的左右，在征引大陆学者评论时，只吸收否定郭沫若史学的消极意见，完全舍弃肯定的积极意见，甚至完全不顾那些反驳消极意见的意见。这不能不说是偏听、偏见。不仅如此，他们还往往夸大其词、移花接木、转换语境，把否定郭沫若史学的力道发挥到最大。特别是金达凯，除了使用上述手法，竟然置学术规范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大段抄袭王锦厚的论文，到了令人膛目的地步。这些是今天阅读此类著时作必须注意到的，也是今后研究郭沫若史学或者类似问题要注意克服的。
作者为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郑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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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